Monthly Archives: 四月 2010

康奈尔半日

为了一部人类学教学电影,跑到康奈尔大学。康奈尔所在的Ithaca是一个比宾屯还要小的小镇。一路过去,满眼的农庄。居然看到马,看到奶牛,看到谷仓。开车也差点撞到一头鹿。纽约上州其实很少见到这么淳朴的农村,虽然随处可见小村小镇,但从事农业的人口非常少,所以那些小村小镇充其量叫做乡村,算不上农村。但是Ithaca还真是有农业的,恐怕和康奈尔强大的农业program有关系。

上一张学校钟楼的图吧。

后来顺便去了个公园,当时已值傍晚,忍不住照下这两只叫不上名字的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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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文化

Karen Ho的田野志真是讨喜。写的是华尔街的精英,做的是资本的ethnography。
搞人类学的其实都知道,这个学科本身也到处可见权力关系,跑到底层做研究容易,跑到精英当中往往非常费周折。Ho自己是斯坦福毕业的,硕士到普林斯顿,也就是跑到了华尔街的后花园。刚被普林斯顿的人类学系录取,她就申请了华尔街的工作,而且成了。于是她就走上了给资本做田野志的道路。这活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略去她田野志的细节不说,当你看到金融中心的运作模式,看到这些常青藤高校精英所摆脱不了裁员和超时工作,我总是抑制不住,要感叹我们往往把金融之类的东西想得太客观,太一板一眼了,其实资本也是文化的产物,社会的产物。而由于很多原因,人类学家对于资本和文化的关系,资本与意识形态关系,还是关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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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盛的那些人那些事

每次去纽约,必去法拉盛;去了法拉盛,必然经过main street;去了main street;必然看到FLG赫然立在图书馆对面的黄色大牌子,上面写着“退D服务中心”的字眼。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看到牌子,路边放着报纸,站着人。一般很难忽略他们。我对他们当然是充满着好奇的,于是有时候不免多看两眼。上个月去纽约的时候,误打误撞进了一座大楼,上了楼就进了他们的办公室,我要找的不是他们,但我要找的人不在,他们又非常热情,于是就谈了起来。

谈话内容无非是问我从哪里来,是否入过D,我说没。她又问,团呢,团总是入过的,我点头,然后说不久就自动退了。她不罢休,说那你还是要退,要主动的和罪恶的东西划清界限。你如果不想要真名,用个假名也可以。看我不怎么太积极,他们就拿出著名的小册子,要送给我。我当时心里就想,他们的动员和宣传方式还真是很像他们所反对的D。等到我看到神韵的广告和宣传篇,就更加觉得如此。

他们不幸成为了他们所反对的镜像。逻辑是同构的,动员方式是类似的,甚至连文艺形式也如此像春晚。Chipman是研究民间宗教信仰的,她跟我说,现在哈佛大学都不敢让FLG研究的人来做讲座了,原因就是他们一来,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来问一些演讲者无法回答的问题,弄得很僵。不用问,来的人就是FLG学员。

唉,怎么说呢,不是说美国民主吗,给你一个所谓的民主,你们又能做出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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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 hell is this?

终于知道为什么看很多有关公民社会的书觉得别扭了。西方中心主义是顶帽子,大而无当,不扣也罢。不过确实很多人总是拿着理想型在中国套来套去,得出来的结论无非是中国有一个国家主导的公民社会;还有人说中国从极权主义已经过渡到权威主义了,有希望了。

其实公民社会这套理论,在美国社会还是适用的。美国人想象政治制度的核心概念是建立在国家,社会,公民(个人)这样的概念之上的。社会,作为调节现代民族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中介,形成于他们民族国家生成过程早期,并且逐渐形成了模型、形成了理论,在实践层面也有了合法性。当然,并不是说在西方历史上没有尝试对这个模型做出修改。里根撒切尔时期,为了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了转嫁政府负担,人们开始谈论the death of the social,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要谈社会了,谈社会就意味着政府有社会责任,只要谈个人和家庭就够了。一开始公民不包括女性,不包括有色人种,后来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公民成为了一个默认的人口类别。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就与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其实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新中国的模型基本就显露出来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没有公民的,没有公民,自然也就没有公民社会。从人口治理上来看,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主要人口类别,成为民众自我认同的核心类别。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和没有地的地主,也成为了人民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实行短期专政之后,就消灭了阶级冲突和阶级压迫,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公民并不是新中国建国所以来的主体,而工人、农民等以职业为中心的人口类别成为主导话语,制约着人们的认同模式,行为模式和归属感。从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来说,新中国并不需要一个作为中介的社会,因为国家已经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成为了人民的保护者。中国当时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生活单位、公社里,只有缺少国家保护的人才成为“社会人”。理解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的原因,我们就知道,这并非一个天生缺陷,而是一个建构逻辑理念的根本区别。文革是个顶峰。当然,我想这里面还有一个党群关系问题,也就是说,DY作为工人的先锋队,成为了国家领导者,群众组织成为沟通领导者与“主人翁”的中介。不过,这些往往都是在单位和公社内部完成,而无涉所谓的公共或者公民社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来没有公民。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核心认同方式和认同概念,公民在当时没有起到作用。改革开发以后,一切都变化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的中国,取消了以阶级为核心的人口评价体系,代之以“素质”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人口素质成为计划生育、素质教育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职业和生产不再是认同的核心,相反,消费被推到了核心。当然,谁能在市场中打拼,谁能适应市场,成为了核心。这就是阶级论到素质论的转向。前者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而后者以市场为准绳。

全球市场不仅制造不平等,市场也给中国制造了公民。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规则感,实际上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是他们向公民转变。路爱国论断,中国是一个正常国家,从人口意义上来说,的确是这样。工人、农民这样的阶级语汇已经不能够提供认同的合法性,相反,公民越来越成为人们自身认同的核心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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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包子

修车被老美给坑了,郁闷。其实当时我马上就意识到,他给我的账单和他开始承诺的不一致,但是我咬咬牙,就付账了。这也再次印证了,胆小怕对抗,真是一个性格缺陷。

上个月跟一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和负责人聊。她说她在美国上大学期间,正好赶上学生运动和保钓运动。毕业后她就和另外的学生运动领袖跑去卖了包子,一卖就是两年。这在伯克利大学旁边卖包子的生涯彻底改变了她,他成了个“什么都不怕了”的人。

今天我又想起她的故事,为了治疗我这别扭劲,恐怕我也要想办法去卖卖包子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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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是个啥

最近玉树地震,我偶尔上一下围脖,发现我关注的为数不多的朋友都在谈论这件事。很多人都在靠着指尖运动来“抗震救灾”,转发围脖、“佩带绿丝带”,简简单单就完成了自己的救灾想象。
这多多少少和我当下的研究有点关系。其实我要想弄清楚的事情很简单:这个“爱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什么时候起到动员作用,它的界限在哪里,它对于共同体生成的作用是什么,人们怎么看待爱心和政府职能,这二者之间关系如何。具体的我就暂时不啰嗦了,等写完了再说。

Holmes不是我导师,但是我有时候也跟他说说我的想法。他说这是个“killer”,很好很好,因为我们都关心,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广大人口缺乏各种保障怎么办?原来你们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ai’xin,然后依靠很多公共领域的NGO组织来调节。这就对了,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型是个回应。他有他的想法和立场,说到底还是站在西方的概念模型里面来看中国,说是没有价值倾向,其实屁股还是坐在美国。可惜这根本不是我提出问题的出发点。我觉得这个献爱心是一个非常fluid的东西,基本上谁都可能拿来用(这东西分担了ZF的负担,ZF其实更爱用),并不是所谓公民社会的专利,还不足以担当功能性的institution。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安全领域,一个农民懂、官员懂、明星懂、大学生懂、NGO从业者也懂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大家可以对话的基础。况且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不过做着做着 ,很多想法在变,写作策略在变。也许过些日子弄出来得东西面目全非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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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合作

昨天,社会学系举办了纪念阿里基(Giovanni Arrighi)的纪念会(中文应该叫纪念会吧,美国人叫celebration of Arrighi’s life)。大概很多人没有听说过阿里基,但是可能会听说过他提出的“长二十世纪”的论断。他去世前最后一本书叫做adam smith in Beijing,充分反映了他对于中国的兴趣和对中国的乐观情绪。他算是“世界体系理论四人帮”中的一员,虽然后来弗兰克最先和大家分化了,虽然沃勒斯坦、阿明、弗兰克和阿里基走先后有了不同的研究转向,但是他们的集体贡献在70年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为是内部活动,参加的人不多,来了几个阿里基老朋友,老学生,一共三四十人。我无意记录所有人的发言,只是想写写沃勒斯坦是怎么谈阿里基的。倒不是因为他的big name,而是因为在所有发言的人当中,他和阿里基的交往最早,交情最深。谈起阿里基,沃勒斯坦一下子回溯到1968年。他和阿里基第一次见面在那一年,他们都是columbia uprising(这个活动太多牛人参加,具体我就不介绍了,去wiki查查吧)的参与者甚至积极分子。后来和弗兰克认识,大家就一起写文章。沃勒斯坦特别谈起了他们合作写文章的过程。其实也没什么复杂,就是三个人坐在一起激烈讨论,往往会有很多共识,然后就把写作任务分成三份,他们各自回去写。三份风格迥异的东西合在一起之后,还要经过润色、修改。大家都满意了之后投稿发表。听上去如此简单的过程,放到知识生产领域,其实就一点也不简单了。他们一共合写了6篇文章。在这个过程中,三个人很容易出现争执,经常是两个人同意了,另一个人反对。

听完之后,我真是羡慕啊。他们这老辈人对于对方想法的熟稔、对于对方想法的宽容和对自己研究的坚持,真是难得。没有智识层面的激烈碰撞,是很难达到这一步的。其实搞研究搞到后来,难免孤独。如果有一些同伴能耐心倾听,坦诚批评,适时鼓励,该是相当美好的事情。

现在我们经常谈学术“合作”,很多时候都是老师署名,学生操刀,或者同僚合作申请项目,合作出书,合作翻译。智识层面的良师益友,那种让你想起来就有动力的同行,真是少之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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