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六月 2010

牢骚

写论文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读中文文献,偶然读到秦晖的一篇写ngo的英文论文,感慨良多了。说起来秦晖也是大名鼎鼎,但是他的文章在英语语境下怎么就显得那么单薄,那么缺少创新和批判性。对第三部门这个概念毫无问题的接受,写出来的东西还是用西方人那一套往中国身上套。就算秦晖搞得不是人类学,不需要UNDERSTAND THE SUBJECTS ON THEIR OWN TERMS, 但是也太没有反思性了。至于写作和用动词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秦晖一个人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的缩影。不接轨还罢,无非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一接轨就看上去这么别扭。往往只是为西方理论提供一个中国实例而已。而且,完全没有涉及到西方学界对于该理论的批判。

当然,这事情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中国和美国理论界的隔阂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的“独立自主”,不像很多前殖民地那样,跟理论跟得那么紧。只是,对于我来说,每次经历一次这样的阅读体验,都是一次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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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进展

好几天了,论文进展不是很大。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举棋不定,想要bold一点,又觉得我弄的那个理论创新过甚,难免很多漏洞。劝自己写得老实诚恳一点,反正学位还是能有的,但是又不甘心。于是又开始读书借书,写笔记,调整框架,似乎成了一个无法短时间完成的工作。6月底还是要交稿,所以还是要加速再加速了。今天从图书馆抱回很多本“砖头”,量虽然大,但是大部分都是30分钟浏览一下,就能搞定的东西。仔细想想,我自己的想法还是有一些问题。读了很多公民社会和发展理论的东西,但是还是觉得NGO这个东西是很难书写和把握。昨天读马克思、葛兰西对于公民社会分析。很多人已经批判过了,说NGO的从业者往往把第三世界问题化,依赖的是西方中心的一套知识体系,其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站队是可以,然而不能停留在这样的结论上。研究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处境,如果仅仅证明他们受到西方的主导,显然是不够的。写啊写,不知道能写成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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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温情和信念

刚刚写完有关寒春的博客。不能忘记的是,今天也是罗蒂去世三周年。三年前,我写过一篇追念罗蒂的文章,很长。三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罗蒂仍是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最为重大的当代思想家。当初死心塌地要搞学术,和罗蒂有很大关系。对于他而言,我只是个他叫不上名字的中国学生,而因为他的善意,我这个从小喜欢哲学的小孩受到了从来不曾奢望的鼓励。人就是这样奇怪,虽然从事的是看似客观的研究,但仔细想想,实际上支配我的却是一些不曾退却的回忆、温情和信念。再贴一遍我三年前的文章吧,以此纪念罗蒂。

告别哲学家

——兼及有关理查德罗蒂教授的一些回忆

2007年6月8日,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因胰腺癌去世,终年75岁。我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已经是6月11号的深夜了。当时我正在书桌前忙着看似永远都完成不了的稿子,还有更多的事情在后面等着我。然而,眼前的一切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理查德·罗蒂去世了。

罗蒂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离去让人悲痛。对于我来说,这种悲痛更加直接。三年之中,我们有过许多通信,甚至有过为数不多的见面、吃饭。每一次我都渴望表白自己是多么喜欢阅读他的著作——他的书占据了我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然而,他太过谦逊和乐于倾听,很少谈论自己,所以,我连表白的机会也没有。我总是怀着要命的侥幸心理,希望“下一次”让他知道他怎样影响和启发了一个平凡的中国学生。然而,此刻我沉痛地意识到,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罗蒂一直用最为反讽和巧妙的语言,让我们向哲学几百年的统治地位告别,让我们向形而上学传统告别,让我们“告别哲学家”。可如今,罗蒂去世了。我却发现,告别像他这样的一位哲学家是多么的困难。

初次结识罗蒂是在2004年夏,罗蒂访华。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学二年级,正对他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着迷。虽然这本总是受到外行欢迎的书已经在中国流传很久,但对于我来说还是异常新鲜、有趣。所以,在他来北师大之前,我就写信给他,询问他具体的行程和讲座日期。他好心的回复足以让我飘飘然。7月 2号那天,座无虚席。罗蒂的讲座没有让我失望。虽然讲座题目是“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但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他隐藏在背后的颠覆性话语:肯定叙事哲学传统,强调哲学的隐喻特性,使哲学从客观、永恒、科学的宝座上离开。对于长期困扰于怎样用单一概念整合人生与社会的人来说,罗蒂的哲学是一种解放。罗蒂本人更没有让我失望,他极有教养地忍受着炎热、近距离照相的人群和隔膜的听众。

在他返回美国之后,我们维持了几个月的通信。通信的背景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发生过“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论争。在21世纪开头,这场论争又有了余波,那就是围绕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问题展开的讨论。这场迅速偃旗息鼓的讨论对于我却尤为重要,不仅因为我自己有着浅尝辄止的参与,更因为那是我的政治启蒙。不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不能另我满意。从政治观点上看,我觉得“新左派”的立场是对的,而从理论上,他们却不能说服我,所以,我总是觉得自己骑墙。于是,我写信给罗蒂。因为我知道,罗蒂自己在政治上的站位是尴尬的。他的独特的哲学使得他腹背受敌,受到“左右夹击”。我甚至觉得,罗蒂对简单化的派别划分并不感兴趣。为了消除我的疑惑,他不厌其烦,向我描述美国左翼的情况:

“美国的‘老左’在欧洲被称为‘社会民主’派,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而且是以工会为中心。美国1960年代的‘新左’在修辞上是革命的,他们坚持必须打碎现体制,并且靠近马克思主义。”(摘自罗蒂与我2004年9月23日的通信)。

他推测:目前中国的所谓“新左派”可能更像是美国1960 年以前的“老左”,倾向于改良而不是马克思。但更加可能的情况是:美国的“老左”、“新左”、欧洲的“社会民主”等范畴难以套用中国的实际情况。他知道自己并不熟悉中国的情况,所以对我讲的任何有关中国思想界的事情,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托马斯·梅茨格(Thomas Metzger),他的大部分中国知识都来自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要知道,托马斯·梅茨格顶着“保守主义”的标签,任教于美国保守主义的重镇: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我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虽然罗蒂时而被当作左翼,时而被称作“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从来没有门户之见,也不喜欢“贴标签”。他尊重托马斯·梅茨格的意见,只因为“他很了解情况”。这种态度显然是一个学者的好品质,但是,这却绝不仅仅是一种品质或者修养,反而与他的哲学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关联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回到前面所说的,罗蒂在美国学界腹背受敌、特立独行。乍一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骑墙的人。政治上,他强调社会正义,标榜自由民主的社会,却反对像很多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那样把理想绝对化、抽象化、意识形态化。在罗蒂眼中,那些有关“好社会”的想法,只是由偶然性结成的果子。如果把这种偶然性强加给别人,其结果就可能是危险的。无论是政治左派还是政治右派,如果他们坚持过分,那他们就已经是形而上学家了。当然,一旦你的关怀、观念已经由偶然性沉淀下来,那么,你就只能忠诚、坚定地维护这些东西,而非走向虚无。只是你时刻要意识到,自己所信的,并非普遍真理。哲学上,罗蒂延续杜威的路线向前走,他认为如今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本质和表象、精神和显现、真理和语言这些二元范畴了。我们的某些思想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更有说服力而已,不要再期待理论和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真理,它们能够做的仅仅是隐喻,却不能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当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罗蒂和欧洲以哈贝马斯、德里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起,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而当美国思想界的左派熙熙攘攘,他却说,你们不能不爱国。

这样的一组思想看上去似乎存在矛盾。我们怎样期待一个认识到自己全部偶然性的人能够继续坚持为理想奋斗呢?怎样一边相信语言的世俗性、隐喻性,一边持续文学或者哲学的写作呢?我们怎么才能超越民族主义来爱国呢?罗蒂提供了中介,那就是反讽。意识到有限性,却仍然积极生活,这就是实用主义提供给我们的一种反讽精神。

面对罗蒂这样特殊的思想,后现代者觉得他不够激进彻底,而启蒙的捍卫者则觉得他已经危险地滑向了虚无主义。自由主义者不满足理想的偶然性,觉得受到了侵犯,而道德家们则惊呼,罗蒂这样的哲学将危害青年人。

然而,罗蒂并不是故意卓尔不群,相反,谁都知道左右逢源要比腹背受敌好受得多。可是对于罗蒂来说,他却没有第二个选择。这也是他所谓的“偶然性”在他身上起作用的结果。罗蒂的父母是托洛茨基忠实的追随者,罗蒂对于正义、宽容的偏好,很可能就来自于这个家庭的信仰。在他小时侯,杜威为托洛茨基辩护的红皮报告就放在父母书架高不可攀的位置上,仿佛是家庭圣经。罗蒂知道,那些书中谈论的是“真理”(虽然他从来没有认真读过)。罗蒂在后来著作中常常提到的救赎的真理(redemptive truth),其原型恐怕不是基督教的哪个派别的教义,而更可能是托派信徒们虔诚笃信、狂热维护的托洛茨基主义。甚至,罗蒂小时候,也曾是社会主义的小信徒,正如他描述自己在上中学时经常受流氓欺负时,曾经相信: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学校里就不再会有欺负人的流氓了。与此同时,罗蒂又有一些特殊的嗜好,其中研究兰花最广为人知。对于兰花的痴迷一直让罗蒂感到不能理解,起码在他少年时代,他就一直想弄清楚,怎样用普遍、统一的东西把他对兰花和托洛茨基的情感结合起来。此后,在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的求学生涯里,罗蒂尝试过柏拉图主义。可是,他失败了。在长达数十年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发现根本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帮助他做到这一点。因为每一种哲学都有一种预设——并非像其发明者所说的那样中立。既然如此,还不如承认它们各自的价值,承认它们很多时候不可调和。正如你阅读爱伦·坡所获得的快感实际上与社会公正并没有太大关系,同样,怎样面对民族争端问题也与个人的心灵体验无涉。这就是罗蒂转向杜威的起点,是他别无选择的选择,也是他后来受到左右夹击的原因。

2006年的夏天,恰逢我有机会去斯坦福大学短期学习。临行前,我兴高采烈给罗蒂教授写信,说终于可以去看他。他很快回信,让我到了美国给他打电话。斯坦福的校园在加州北部的小镇帕罗阿托(Palo Alto),虽然离繁华的旧金山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这里却异常宁静。八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约好一起去斯坦福大学教工俱乐部(Faculty Club)吃午餐。我至今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天特别透明的阳光,我穿过宿舍的马路,只一分钟,就到了教工俱乐部。很快,罗蒂教授就出现在我面前,绛红色的上衣,手中一个硕大的棕色公文包。

教工俱乐部里供应着花样齐全的自助餐。油腻的鸡腿、沾满色拉的蔬菜、味道很好的咖啡,这就是我最荣幸的午餐。随后的谈话不断提醒我:罗蒂是一位典型的美国白人学者。我这么说,是想把他与我所了解的一些犹太裔学者区别开来。犹太民族盛产学者,这毋庸多言,犹太教授们还特别能言善辩,这也让我深有体会。每当有机会与犹太裔教授谈论问题,我总是高度紧张,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抛出一组又一组概念,一个又一个思想模型。但是,和罗蒂教授说话,却非常轻松。这位和蔼可亲的银发老人,和其他许多中产阶级出身的精英教授一样,知道怎样恰当而热情地握手,怎样避免咄咄逼人。

对于我来说,和罗蒂谈论哈贝马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自从攻读研究生之后,哈贝马斯就是我最关心的当代哲学家之一。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哈贝马斯与罗蒂之间似乎有过一次颇具影响力的争论。还没有等我开口详细问,罗蒂教授就斩钉截铁地说:“我和哈贝马斯并没有太大区别。”可能对于大部分中国学人来说,哈贝马斯总是与真理、必要性、普遍性、公共性、哲学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相应的,罗蒂则总是与修辞、偶然性、特殊性,私人性、文学等词汇相连。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是,却错过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罗蒂与哈贝马斯首先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诊断,这个时代诊断又首先从尼采着手。无论是罗蒂还是哈贝马斯,他们都认为尼采开启了彻底的现代反思。虽然这种反思以反柏拉图却又与柏拉图同构的形式出现,然而,经历了海德格尔、德里达的创造性传承,加之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学推进,一个崭新思想面貌已经呈现出来,新的传统也已经开启。在这个新的传统中,语言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以往很多看似重要的哲学问题逐渐隐退。这也就是所谓“后现代”的开端了。而对于恢宏的启蒙遗产,特别是“理性”概念,罗蒂与哈贝马斯的看法也非常相似。过去的普遍理性让他们不满,于是,一个创造了“交往理性”作为修正,投身于社会理论;另一个则以更加彻底的姿态,经由杜威的路径,走向了文学。

对于哈贝马斯,罗蒂表现出对同行足够的赞赏。当我问及“当代西方理论家中谁比较重要”时,罗蒂毫不犹豫地说:“哈贝马斯和福柯比较重要。”他甚至带着微笑,向我讲述了哈贝马斯在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之后与他通电话的玩笑话。然而,罗蒂紧接着说:“福柯更重要一些。”这句话颇让我费思量。和哈贝马斯一样,罗蒂把福柯看作是与他类似的理论家。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罗蒂已经非常明确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如果说罗蒂是他所描绘的那种“反讽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哈贝马斯是自由主义的,却拒绝反讽,相反,福柯是反讽的,却抛弃了自由主义。我想,罗蒂对于福柯的重视恰好体现了他是多么重视反讽在当今世界力量。

诚然,正如罗蒂所说,他与哈贝马斯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然而,对于我来说,当代没有哪一位哲学家比罗蒂更对我意义重大。这起初也让我自己感到奇怪。为我提供阅读乐趣的并不限于罗蒂一人,哈贝马斯、福柯,也是我的爱好。作为具有出色洞见和建树的哲学家,他们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我不能说罗蒂超越了他们。况且,还有很多并不那么名声显赫的学者,我也喜欢,譬如奥克肖克。但是,能够让我感到亲切,并且反复亲近的,只有罗蒂。是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呢?体会良久,我发现是一种异常平静和谦逊的表达方式。

我无数次地从罗蒂的书中体会到温情脉脉。他沉静的调子,谦逊的语气以及他对于他人(我说的是非知识分子)的尊重,都让我感到不同寻常。比起罗蒂,哈贝马斯显得过于严肃了,而伊格尔顿又显得过于能言善辩了。当然,罗蒂的风格并不影响他的雄辩。他是缜密而周到的,只是并不愿意辩论,也不爱占上风。

罗蒂的谦逊甚至有时会让他的同行感到愤怒。他是哲学家,但他无时无刻不在说,哲学家仅仅是一些熟悉某个学术传统的人们,并不能够解决痛苦,拯救苦难。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签署宣言,发表政治意见,但同时,很少有人能够具有他那样强烈的自我否定意识,以至于从哲学根源上否定了知识分子的优先地位。他积极地写作,到了晚年仍旧从公共私人领域问题出发,想给宗教一个恰切的地位(《宗教的未来》,2005),但是却说,这并没有什么。他告诉我们,为什么知识精英并不比其他人优越,为什么要尊重每一个个体通过隐喻自我修饰的需要,为什么不能期待哲学支持你的偏好,并且为其提供实践上的支持,为什么不能轻视任何人,哪怕他或她对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知识传统一无所知。

我越来越发现,这样一个看似不负责任的哲学家是多么宽容和善良。他认识到人之为人的有限性,历史性和偶然性,但是,却用最为严谨、忠诚的态度对待自己在历史偶然性中获得的价值感、国家、宗教、民族,从而走向团结,避免残忍。偶然性并没有带领他走向虚无,相反,却带领他走向了团结,这不能不说是罗蒂在理论上最为巧妙的创造。

就在罗蒂去世前一个半月,我收到他寄给我的“新书”《宗教的未来》。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上还留着他的字迹,寄自帕罗阿托,2007年4月4号。这再次证明,每一次他给我帮助,都超越我的期待。原本我只是确认一下他在新书中的观点,并不指望他寄书给我。6月1日,我才想起来回信感谢他,告诉他我收到了书,我当然不能知道,此时离他去世,还只剩一个礼拜。

《宗教的未来》是罗蒂去世前最后一部单行本,但却并不是罗蒂的专著。这部书实际有三个作者:罗蒂、意大利学者瓦提莫(Gianni Vattimo)、以及萨巴拉(Santiago Zabala)。围绕“宗教的未来”这一问题,罗蒂和瓦提莫展开讨论,而萨巴拉则作为编者协调他们的观点。谈论宗教,是很多学者在晚年不约而同的选择。哈贝马斯在后期把宗教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之中,伊格尔顿在2004年也出版《理论之后》,关注宗教问题。罗蒂也是如此。不难想象,延续着实用主义哲学的路线,罗蒂不仅认为哲学无法胜任其他领域的统帅,科学、宗教,当然也不行。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要从形而上学中走出来,只有这样,才有未来。这就是罗蒂写作《宗教的未来》的主要用意。

在罗蒂以往的著述中,他总是强调“哲学王”的形历史建构过程,强调哲学无非只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在他看来,哲学成为神学的替代物,是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然而,罗蒂却很少像在《宗教的未来》中这样,详细谈论宗教力量衰退之后的另一个后果:科学与信仰的对立。事实上,同哲学一样,科学也同样是中世纪神学信仰的替代物。在18世纪、19世纪,爆发了宗教与科学的战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造成了信仰与科学的分裂。这场战争以科学的胜利告终。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对上帝负责,而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对理性负责。

至今,科学的追随者们仍在追问:为什么那些宗教徒们执迷不悔。而宗教徒们也还在疑惑,怎样才能破除科学的迷信?更多的人可能在作两难抉择:宗教和科学,选择哪一个。在罗蒂看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宗教和科学的分裂,早就应该结束了。是信科学还是信宗教,这个选择已经让人们煎熬太久了。事实上,这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问题。宗教无法统摄科学,相反,科学也无法收编宗教。任何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它们二者曾经你死我活,如今应该握手言和了。在今天,应该让宗教回到人们的私人领域当中,而科学,则是公共领域之中的事情。未来的宗教就是一种宽容的宗教,是可以和科学共存的宗教。那时,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不再是形而上学。而只要消除了形而上学层面的争斗,二者的矛盾就自然消除了。当科学和宗教都不再标榜自身的真理性、普遍性,人们就能在更加自由、宽容环境中生活。所以说,未来的宗教,仰仗于形而上学传统的瓦解,而不是确立。

《宗教的未来》并不是罗蒂最出色的著作,却最直接地透露出他对人的关切。在罗蒂晚年的著述里,我们再一次从他平缓、清晰的叙述中找到了宽容,找到了消除残忍的理想。我发现,如今我阅读罗蒂,哪怕是他要颠覆宗教的价值唯一性,我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吃惊了。我已经渐渐熟悉了他的想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他说服了。

罗蒂是一直都是一位出色的作者,他用独具风格的语言,让我们抛弃阻挡我们的思想壁垒。可如今,罗蒂去世了。我们终于要带着惋惜和遗憾向他告别。对于学术界来说,少了一位走在思想前端的哲学家,少了一位巧妙的作者。而对于我来说,则失去了一位有求必应的老师。唯一能够给中国学人带来安慰的是,三卷本的罗蒂选集已经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计划之中了。

据媒体报道,看鸟是罗蒂晚年最大的爱好。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左右,他还曾经去大峡谷看鸟,而且还看到了隼。也许,就像童年时候野地里兰花一样,这些鸟儿也给罗蒂带来了奇妙的想象。

我只有努力回忆帕罗阿托,回忆那里童话般的建筑,干净的街道,还有美好的气候。因为那里就是罗蒂晚年生活的地方。过去,我只要想到他还在绛红色的斯坦福工作、写作,我就感到愉快,并且总是盘算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这位沉静、宽容的老人。而如今,当我今年暑假计划再次去斯坦福的时候,我多么沉痛地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办法见到他了。而我能够做的,只是写下这些文字,并且努力像他那样,宽容、有趣地思考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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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寒春(Joan Hinton)

寒春于北京时间2010年6月8日病逝了。虽然她已经90岁高龄,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震惊。说起寒春,可能知道的人不多,然而提起她哥哥寒丁,我想搞中国研究的总应该能听说过《翻身》和《深翻》这两本书。寒丁就是这两本书的作者。兄妹俩都是40年代就到了中国。寒丁48年左右为宋庆龄工作过,后来兄妹两人都投奔了延安。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寒春应该是在延安认识了丈夫杨早。杨早早年在康奈尔学得是农业,和寒丁是同学。而寒春的专业则是核物理。

2003年的冬天,正是我们在北京搞反战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和阿波罗去寒春和杨早在北京的家中,为了什么拜访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到得很晚,于是在寒春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一大早7点来钟,寒春就带着我们在她的牛场走动。她是个矮个老太太,精神却好得令人吃惊。她指着一只又一只的奶牛介绍着,说着这冷天气怎么影响她的奶牛,说着怎么样奶牛能够多产奶,等等。20岁的我裹在大羽绒服里已经冻得不行,直打寒颤,寒春却像个没事人似的,还指着我笑,说你看她冷的不行了。当时她的丈夫杨早医院里和疾病挣扎,我们大致问了问杨早的情况,其实也没有多聊。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那个不怕寒冷,在北京的深冬带着我们看她养的奶牛的结实的老太太。

隐隐约约记得,2003年的寒春仍旧抱怨着不能入中国籍,不能像一个普通中国人那样生活。其实早在文革时期,她就写了一封著名的大字报,要求外国人与中国人同等待遇,说得更加仔细一点,就是要求外国人不拿高工资,不搞特殊化。她讨厌友谊宾馆,讨厌那些专门给外国人的特殊待遇。这些并不是因为个人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她一直相信无产阶级CR的道理,相信SOCIALIST的一些基本平等原则。我当时真的还是个小孩,打心眼里面觉得寒春奇怪。觉得她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不可理解的时空。

来到美国的纽约上州,曾经好几次想起在寒春家的经历。一是因为好几个朋友会提起他们兄妹,一是因为纽约上州那欣欣向荣的农业,让人想起寒春的家乡。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开始慢慢理解寒春着迷的时代,理解她的执拗的来源。如今寒春已经故去,我忍不住在心里面感叹着:能够和这样一个“奇人”有过短暂的交集,于我,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仅以此文纪念寒春和她丰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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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之一

搬了家,搬到了Randy和Ruth的房子里。抬头低头都是碧绿碧绿的山,朝后院走没两步,就看到几只活蹦乱跳的小鹿。到了晚上,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加上天上密密麻麻的星,真是天地都闪烁了。

我想,这就是我论文的完成地了。

即使如此,国内的事情还是很近。海蓉姐来信,说的都是Guangzhou(FS)工人的事情。事情之大说明国内情况和几年前恐怕已经不太一样了。要是若干年前,如果有人和我说工人的问题,我都会皱眉头,会觉得这个问题域已经老化了,没有什么必要守着阶级分析钻牛角尖了。然而现在想想,中国作为世界的大工厂,造就了多少劳动者,对于这件事情,我真是知之甚少。像我这样受“后”理论影响很深的人,又该如何解读,如何调和,如何支持,如何参与。好像都成了问题。前段时间开始构思和写作的主体建构和素质论的论文,其实涉及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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