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公民社会&NGO

牢骚

写论文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读中文文献,偶然读到秦晖的一篇写ngo的英文论文,感慨良多了。说起来秦晖也是大名鼎鼎,但是他的文章在英语语境下怎么就显得那么单薄,那么缺少创新和批判性。对第三部门这个概念毫无问题的接受,写出来的东西还是用西方人那一套往中国身上套。就算秦晖搞得不是人类学,不需要UNDERSTAND THE SUBJECTS ON THEIR OWN TERMS, 但是也太没有反思性了。至于写作和用动词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秦晖一个人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的缩影。不接轨还罢,无非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一接轨就看上去这么别扭。往往只是为西方理论提供一个中国实例而已。而且,完全没有涉及到西方学界对于该理论的批判。

当然,这事情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中国和美国理论界的隔阂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的“独立自主”,不像很多前殖民地那样,跟理论跟得那么紧。只是,对于我来说,每次经历一次这样的阅读体验,都是一次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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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进展

好几天了,论文进展不是很大。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举棋不定,想要bold一点,又觉得我弄的那个理论创新过甚,难免很多漏洞。劝自己写得老实诚恳一点,反正学位还是能有的,但是又不甘心。于是又开始读书借书,写笔记,调整框架,似乎成了一个无法短时间完成的工作。6月底还是要交稿,所以还是要加速再加速了。今天从图书馆抱回很多本“砖头”,量虽然大,但是大部分都是30分钟浏览一下,就能搞定的东西。仔细想想,我自己的想法还是有一些问题。读了很多公民社会和发展理论的东西,但是还是觉得NGO这个东西是很难书写和把握。昨天读马克思、葛兰西对于公民社会分析。很多人已经批判过了,说NGO的从业者往往把第三世界问题化,依赖的是西方中心的一套知识体系,其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站队是可以,然而不能停留在这样的结论上。研究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处境,如果仅仅证明他们受到西方的主导,显然是不够的。写啊写,不知道能写成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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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关键词

本来写课程论文可以就用硕士论文的一部分,这样“快好省”,不过我最近对公民形成和主体化过程感兴趣,于是就非常不明智的决定,课程论文另起炉灶。明天就要交了,其实现在还没有写完。不过反正每次作业都是这么个挣扎的过程,也不奇怪。坐在电脑前面,四个小时不动一下,已经三个回合,回顾头看看现在已经写好的,基本上涉及到这么几个关键词:公民、素质、阶级。融会贯通下来,感觉起码问了几个靠谱的问题。

有几点值得探讨的:

1. 不能把公民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分开看待。要充分理解公民是一个根植与民族国家疆域之内的概念。和阶级划分不同,公民的前提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疆界。

2. 公民的生成是建立在国家的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政治之中的,是一个动态过程。追踪其变化,不仅能够关照民族国家这个project,也可以透视当下所谓全球化过程。

3. 阶级话语和公民话语的比较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以中国经验来看,尤其能够看出端倪。

准备改个英文稿,然后写成中文稿。有心的看官可以跟踪进展。欢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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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盛的那些人那些事

每次去纽约,必去法拉盛;去了法拉盛,必然经过main street;去了main street;必然看到FLG赫然立在图书馆对面的黄色大牌子,上面写着“退D服务中心”的字眼。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看到牌子,路边放着报纸,站着人。一般很难忽略他们。我对他们当然是充满着好奇的,于是有时候不免多看两眼。上个月去纽约的时候,误打误撞进了一座大楼,上了楼就进了他们的办公室,我要找的不是他们,但我要找的人不在,他们又非常热情,于是就谈了起来。

谈话内容无非是问我从哪里来,是否入过D,我说没。她又问,团呢,团总是入过的,我点头,然后说不久就自动退了。她不罢休,说那你还是要退,要主动的和罪恶的东西划清界限。你如果不想要真名,用个假名也可以。看我不怎么太积极,他们就拿出著名的小册子,要送给我。我当时心里就想,他们的动员和宣传方式还真是很像他们所反对的D。等到我看到神韵的广告和宣传篇,就更加觉得如此。

他们不幸成为了他们所反对的镜像。逻辑是同构的,动员方式是类似的,甚至连文艺形式也如此像春晚。Chipman是研究民间宗教信仰的,她跟我说,现在哈佛大学都不敢让FLG研究的人来做讲座了,原因就是他们一来,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来问一些演讲者无法回答的问题,弄得很僵。不用问,来的人就是FLG学员。

唉,怎么说呢,不是说美国民主吗,给你一个所谓的民主,你们又能做出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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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 hell is this?

终于知道为什么看很多有关公民社会的书觉得别扭了。西方中心主义是顶帽子,大而无当,不扣也罢。不过确实很多人总是拿着理想型在中国套来套去,得出来的结论无非是中国有一个国家主导的公民社会;还有人说中国从极权主义已经过渡到权威主义了,有希望了。

其实公民社会这套理论,在美国社会还是适用的。美国人想象政治制度的核心概念是建立在国家,社会,公民(个人)这样的概念之上的。社会,作为调节现代民族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中介,形成于他们民族国家生成过程早期,并且逐渐形成了模型、形成了理论,在实践层面也有了合法性。当然,并不是说在西方历史上没有尝试对这个模型做出修改。里根撒切尔时期,为了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了转嫁政府负担,人们开始谈论the death of the social,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要谈社会了,谈社会就意味着政府有社会责任,只要谈个人和家庭就够了。一开始公民不包括女性,不包括有色人种,后来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公民成为了一个默认的人口类别。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就与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其实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新中国的模型基本就显露出来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没有公民的,没有公民,自然也就没有公民社会。从人口治理上来看,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主要人口类别,成为民众自我认同的核心类别。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和没有地的地主,也成为了人民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实行短期专政之后,就消灭了阶级冲突和阶级压迫,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公民并不是新中国建国所以来的主体,而工人、农民等以职业为中心的人口类别成为主导话语,制约着人们的认同模式,行为模式和归属感。从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来说,新中国并不需要一个作为中介的社会,因为国家已经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成为了人民的保护者。中国当时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生活单位、公社里,只有缺少国家保护的人才成为“社会人”。理解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的原因,我们就知道,这并非一个天生缺陷,而是一个建构逻辑理念的根本区别。文革是个顶峰。当然,我想这里面还有一个党群关系问题,也就是说,DY作为工人的先锋队,成为了国家领导者,群众组织成为沟通领导者与“主人翁”的中介。不过,这些往往都是在单位和公社内部完成,而无涉所谓的公共或者公民社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来没有公民。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核心认同方式和认同概念,公民在当时没有起到作用。改革开发以后,一切都变化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的中国,取消了以阶级为核心的人口评价体系,代之以“素质”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人口素质成为计划生育、素质教育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职业和生产不再是认同的核心,相反,消费被推到了核心。当然,谁能在市场中打拼,谁能适应市场,成为了核心。这就是阶级论到素质论的转向。前者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而后者以市场为准绳。

全球市场不仅制造不平等,市场也给中国制造了公民。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规则感,实际上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是他们向公民转变。路爱国论断,中国是一个正常国家,从人口意义上来说,的确是这样。工人、农民这样的阶级语汇已经不能够提供认同的合法性,相反,公民越来越成为人们自身认同的核心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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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是个啥

最近玉树地震,我偶尔上一下围脖,发现我关注的为数不多的朋友都在谈论这件事。很多人都在靠着指尖运动来“抗震救灾”,转发围脖、“佩带绿丝带”,简简单单就完成了自己的救灾想象。
这多多少少和我当下的研究有点关系。其实我要想弄清楚的事情很简单:这个“爱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什么时候起到动员作用,它的界限在哪里,它对于共同体生成的作用是什么,人们怎么看待爱心和政府职能,这二者之间关系如何。具体的我就暂时不啰嗦了,等写完了再说。

Holmes不是我导师,但是我有时候也跟他说说我的想法。他说这是个“killer”,很好很好,因为我们都关心,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广大人口缺乏各种保障怎么办?原来你们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ai’xin,然后依靠很多公共领域的NGO组织来调节。这就对了,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型是个回应。他有他的想法和立场,说到底还是站在西方的概念模型里面来看中国,说是没有价值倾向,其实屁股还是坐在美国。可惜这根本不是我提出问题的出发点。我觉得这个献爱心是一个非常fluid的东西,基本上谁都可能拿来用(这东西分担了ZF的负担,ZF其实更爱用),并不是所谓公民社会的专利,还不足以担当功能性的institution。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安全领域,一个农民懂、官员懂、明星懂、大学生懂、NGO从业者也懂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大家可以对话的基础。况且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不过做着做着 ,很多想法在变,写作策略在变。也许过些日子弄出来得东西面目全非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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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口一说

上个星期的INDEPENDENT STUDY很怪,因为读了一些VIVIAN SHUE的东西。Chipmam说她和shue也弄过这么一个independent study,就像我和她这个一样。这么说来,到还有这么个学术家谱。
在众多研究中国的政治科学专家中,我觉得shue算是她们那一代比较靠谱的。她对单位和公社的研究,至今看来还是比较有说服力。
在她看来,中国当年的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大家生活在以单位或者公社为集团的组织形态当中,得到各种福利,行使一定权力,并且形成各种意见,解决各种分歧。我们只要想想当年“社会青年”这个称呼的贬义,就知道shue这样的分析还是make sense.
但我看到的文献还是相当早的,都是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写的,看起来觉得和看历史书差不多。对于改革后的中国,她的资料和理解都相当有限。近20年的变化用怎样的框架来理解,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一方面,有人说单位福利在97年以后的国企改革以后没有了,但另一方面,如果看看现在的私有化之后的国企和“央企”,他们的垄断能力之强,不是福利这两个字能够形容的。我总觉得,朱镕基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尝试,和当下的政策,纵使有连续性,其后果也是要区别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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