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问题

这几天看到国内几本民族志,名字就不说了。看完之后呢,还是一种要吐槽的感觉。现在想写民族志并且觉得自己能写民族志的人越来越多了,若要是看了点《写文化》之类的书,就更加可能觉得,这东西可以有,这东西可以写。于是第一章定义研究问题,第二章谈谈研究方法,此后就是大写特写自己在某村子里面的吃喝拉撒睡。连和猪狗的互动也要写进来。可悲的是,作者还以为这就是“厚描”啥的。看得我胸口憋闷。

且不说这种“厚描”本身存在丧失理论能力的问题,就算要实践厚描啥啥的,也起码要让这个“厚描”服务于你的论证和论点吧。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写来写去,无非让人觉得,哦,这地方原来这样奇异,那实在是做了件坏事。更况且,有的人的写自己的吃喝拉撒,纯为了凑字数,完全没啥写的必要。再说我也真的是不感兴趣。

另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懒惰。现在很多研究的固定思维就是,你进入一个村子,然后开始考虑,这个村的宇宙观,宗教观,家庭观和经济活动。说白了就是拿着已经有的一些概念来往各个地方套。这实在是懒人的活。所以你看现在国内很多学者写的民族志,体例都差不多,可以套用在无数本书上。翻来覆去那点事,搞得很乏味。你起码应该问问自己,我真的要把研究对象做这种“全景式”的考察吗?这种考察本身携带了怎样的知识包袱?我的论题和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真的有关系吗?如果没有,我应该从什么概念入手,如果有,我该怎么贴合subject来切入这个问题?没有人反思,就是思想上的懒惰,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

唉,本来想讲道理的,现在变成了吐槽。算了。再随便说几句就结束吧。民族志看似好写,谁都可以玩,但其实要求很高。昨天上课,我还为中国国内学者说话,说某某老外无知,Sarkar说你说的很对,但是也要反思本土知识生产的问题,他们做的也未必就是好的。还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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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

我知道他很忙,而且情绪糟,因为他并不爱他所做的事情,何况强度太大。

每天早晚在电脑前,我本想安慰他,鼓励他,不料没几秒钟,我总成为那个需要安慰的。

今天我终于明白,我要先拯救了我自己,再说其他。

我要救自己逃出这毫无盼望的生活,再说其他。

事到如今,我已经不能指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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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模样

很多事情的模样,转变也就在一念之间。这一秒,你感到未来可以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展开,你可以满足的继续下去;而下一秒,你却看到原来这一切都如此脆弱,随时可以坍塌。上一秒,你告诉自己,既然如此,何不早早结束;而下一秒,你又说服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哪一件不是如此,哪一件不是靠着我们这视而不见和自欺欺人的精神,而没心没肺地继续下去呢。那么,又何必强求别人也强求自己?

事情的可怕,就在于,要么A,要么B,没有中间地带可以徘徊。你刚刚幸福,谁料转眼痛苦,而你还未疗伤和遗忘,又瞬间痊愈。于是循环往复,于是只好继续。

别人若说这是软弱,我也同意。这无非就是一种怂人的挣扎,放不下有的,也没力气找自己要的。若是在过去,我可能也会严肃地告诫自己一句:你要想清楚,你自己要什么。可是现在,我问自己的问题其实更让人万念俱灰:你怎么就知道你要的那东西就存在呢?比如知识,比如爱,哪一件不是建构的。它们都“在”,可是它们“在”难道不是因为我“在”吗?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不正决定了我怎么体验和实践爱和事业吗?我又跑到哪里去找寻它们呢?

就好比,你这边觉得,给对方一点空间是爱,而那边觉得嫉妒得要打起了架才叫爱,那么你真的能说你的方式叫爱,而对方的不是吗?你这边觉得腻在一起才是好的,而那边觉得不在一起却仍旧坚定相守才是美的,那么你真的能判个谁对谁错吗?既然你知道,爱的途径和方式是如此的相对,那么,其实就没有什么我之前想象的“爱”。爱无非也就是按照我们脑中的逻辑和别人相处,至于别人那里是套什么逻辑,我们也其实很少在乎。所以,除了真的实践人类学家的精神,承认这事情混乱和相对的状况,还能怎么样呢?

再好比,出于很多自高自大的原因,我学了人类学。当初我觉得我多么合适,可是现在看来,呵呵,我已经厌学很久了。但是,难道就说明我不爱读书写字了吗?也不是,比起绝大多数其他事情,我大致还是能从读书写字中找到一些乐趣和自信。到了这一步,我其实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比世界上很多其他事情高明,只是到了这个地步,我的训练让我只能继续下去。看上去可悲吧,但是也没什么,因为大部分人也都是这样。

其实没有人喜欢这混乱和相对的世界,我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靠各式各样的暴力把差异和沟壑磨平。我现在所体验的世界,越来越疯狂,就好比拿着一颗八面钻石,迅速转动,你看到这丰富的多面,但是也同时丧失了稳定的感知和描述的能力。我的爱和我的事业,都是如此。而我现在选择的,就只是随波逐流了。因为我啥也不信了。因为我什么都可以相信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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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里听Doug说起这两年来的经济危机,说我们这一辈人大致都会被这危机影响着,虽然现在未必看得出来。想来倒还是有道理。大时代,我们无非找个位置而已。学术大致能帮助我以某种方式去理解这世界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种种,但毕竟也无非只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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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毕竟还是文艺青年

前几天云帆和我打电话,正赶上我心情不好,我就跟他诉苦,说生活没劲。他就损我“缺乏文艺修养”。我说你真扯啊,我不做文艺青年已经很久了。他说你几时做过文艺青年?我竟然答不上来。过去虽然专攻文学,整个大学四年却没有读过一本小说或诗歌,全靠初高中阶段每晚读的小说诗歌顶事儿了;后来写“文本分析”,也分析的是哈贝马斯,确实没啥“文艺”可言(真是辜负了“文艺学硕士”的名号)。更不用说现如今,电影成了我的消遣,音乐退化成了背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文艺”虏获的感觉了。

直到发现崔健今年年底要在北京工体开唱,我才想起来,嗯,没错,听崔健唱老歌的时候,我心里痒痒的,身上热热的,眼睛有时还有刺痛感,不正是文艺青年症状吗?看着youtube上老崔二十年前在台上一颠儿一颠儿地唱着“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感觉他硬是生生把我胸腔里的什么东西掏了出来,让我疼痛但又快乐得很。这种高潮感虽然美好,但是过后又非常让人失落。出于心理缺陷,也出于我的职业要求,我用了很多时间很多方式来避免“文艺”给我带来的波澜,但终究还是挡不住崔健。当我盯着他20年前的视频,我忍不住觉得我爱这个男人。哈哈,我多羡慕在他旁边弹古筝的姑娘。

已经上网查了票价和订票方式,只是还不确定要定几张。弱弱的问一句:还有人打算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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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

最近以来,每见到新认识的朋友,第一句总是:“你的研究题目是。。。?”似乎只有这句话才能让我这社交障碍者舒舒服服的打破僵局。若是有过了几面之缘,而我又主动想找人搭讪,我也只会一招:“嗨,我记得你的关心的是啥啥啥问题,我刚读过某某书/杂志,与你的问题很相关。”再不就说:“我想起来某某某是在这方面有过一些研究,她在某某系,你可以找她谈”。

这大概就是职业病了。今天和社会学系的SAKAR谈了谈,她也是有这毛病,我刚刚说了我的研究方向,她就问:“你有没有找jennifer谈过”?想想这职业病很值得感慨。学校生活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这些生活经验划定了我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塑造了我讲话的方式甚至爱的方式。

过去我搞文学理论,常常觉得,学术工作本身有着一些挥之不去的灵晕,理论总是一些超越我简单生存经验的东西。它总是召唤我去忍受一些修行般的痛苦,从而带给我一些神秘的快乐。为此,生活与学术,似乎总有一些不言自明的牢固的界限。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发现我在学校里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都在努力让周遭发生的一切MAKE SENSE。而我也无非在做这样的事情。哪怕我满嘴谈着各种概念范畴,我仍旧在做着这项人类生活基本而必要的工作。这样一来,我所思考的领域和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重合了起来。

从很多角度来说,即使看上去患了职业病,还都算是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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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

Doug是个年轻而疯狂的语言人类学家。他说他从来不睡觉,半夜3点给他写信,只不过两分钟他总能回信。他总能把学生逗得前仰后合,对助教好的要死。这个学期跟着他给学生上课,把索绪尔结构主义德里达啥啥的讲得昏天黑地,真是快乐无比。

今天HR的人为了健康保险的事情疯狂找我,找我不着,就给系秘打电话。系秘当然也找不到我,就告诉了Doug。Doug非常认真负责的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事情sounds serious。两个小时后他从系秘那里听说问题解决了,又好心好意给我写了封信,说一切都OK了。

现在想起来,来美国以后,绝大部分的通信都是事务性的,谁都不会做超越自己“本职”的事情。Doug的这几封电子邮件,可能是仅有的几封出于关心的通信了。我心里那叫一个温暖。Doug不是我的导师,我也没找他谈过几次,真是没理由把他卷入我的个人麻烦当中。我写了封信说感谢你啊,但是真是不该让他们为我的麻烦事打扰你啊。他就回了一句话: Not to worry, Yang–it was important to you.我可能是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这么一件小事怎么就让我这么念念不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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